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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美国的慈善文化
浏览次数:2531     添加时间:2012/6/15

美国人乐善好施,自己富足了,不忘报答社会,捐助慈善事业。普通民众也尽其所能,通过捐款和做义工为社会做贡献。美国人的这种善举被誉为“慈善文化”。

美国的慈善事业非常发达,现有慈善机构73万个,在文化教育、医疗卫生、消除贫困、社区改造、移民就业、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很多中小学、博物馆、图书馆、慈善基金会以及向国外灾民难民送钱送物等,都离不开私人捐助。美国人有向社会捐款的传统,而且参加人数之多,捐款金额之大,其他国家望尘莫及。在每年上千亿甚至数千亿美元的捐款中,80%为个人捐款。美国历史上个人捐款最多的,有当年闻名全球的钢铁大王卡内基,现在大名鼎鼎的微软公司创始人、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和著名投资人巴菲特等。

1835年出生的卡内基原是苏格兰人,1848年移居美国,起初在棉纺厂当童工,一周才挣1.2美元,靠在公共图书馆读书而自学成才。他1873年投身钢铁业,1892年建立了自己的钢铁帝国――卡内基钢铁公司,7年后拥有美国1/4的钢铁产量,1901年退休并卖掉自己的工厂,设立救济和养老基金。卡内基一生向文化教育事业捐款3.5亿多美元(相当于现在的30亿美元),用来在美国、加拿大和英国建立了2500多座图书馆。

2000年,比尔•盖茨和夫人梅琳达共同建立了以俩人的名字命名的慈善组织基金会,基金会向慈善和公益事业捐款290亿美元,相当于自己60%的净资产,捐助范围涉及全球,捐助项目达数百项之多,如消除非洲等地区的贫困和疾病等。1998年和1999年,比尔•盖茨连续两年被英国《金融时报》评为全球最受尊重的企业家。2005年12月,他和夫人梅琳达被美国著名的《时代周刊》评为2005年“年度人物”。2006年6月,比尔•盖茨宣布,他将在今后两年内淡出微软公司日常事务,将主要精力用于卫生、教育和慈善事业。他表示,准备把自己95%的财产捐赠给慈善机构。 

75岁的巴菲特有“神股”之称,2006年6月宣布将陆续把自己大约85%的个人股份捐赠给慈善基金会,总价值达370亿美元,创美国历史上慈善捐赠之最,其中83%捐赠给好友比尔•盖茨的基金会。他说要和比尔•盖茨联手帮助贫穷国家抵御艾滋病、疟疾、肺结核等疾病。盖茨和巴菲特的行动产生了巨大影响力,它提醒企业家,慈善活动是他们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英特尔和沃尔玛等许多大公司每年都有数亿美元的捐献。金融大鳄索罗斯也表示准备将自己的遗产捐给美国公益机构和东欧的教育机构。

在美国,捐助慈善公益事业的不仅是几个家喻户晓的超级富豪,还可听到更多普通富人热心捐助事业的感人故事。例如,靠石油起家的亿万富翁皮肯斯的每年慈善捐款达数百万美元,2006年达到1.72亿美元;加利福尼亚州女慈善家帕尔夫斯基2006年3月去世前将2亿美元遗产捐给了加州公共基金会,该基金会用这笔捐款资助公共教育、文化艺术及弱势群体。她生前过着俭朴生活,住在一幢只有两个卧室的普通房子里,开的是一辆老式丰田车,但她经常向多家慈善机构和自己的母校捐款,还热心接济身边需要帮助的人;纽约女善人阿斯特夫人长期从事慈善事业,秉承“金钱如粪土,应广为散之”的人生信条,一生捐献近两亿美元,因而荣获代表美国平民最高荣誉的总统自由勋章。2007年8月,阿斯特夫人病逝,享年105岁,纽约上千人冒雨为她送行;算不上富翁的斯图尔特在每年圣诞节期间都向穷人捐款,他26年如一日,共捐款130万美元。1979年12月圣诞节前夕,斯图尔特看到汽车旅馆的一名女服务员在严寒中送餐,而且挣不了几个钱,于是顿生恻隐之心,对她进行接济。从那时起,他每年的12月都散财助人,扶危济贫,最后一次散财10万美元。更可贵的是,他做善事从不留名,被人称作“神秘的圣诞老人”,直到2006年11月因患癌症而不久于人世的情况下,才向媒体披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据美国基金会中心统计,美国私人和公共基金会的数量从1997年的4.4万多家增加到2005年的7.1万家。10年前美国一家网络杂志公布的慈善捐赠排行榜中,仅有两人的捐款数额超过一亿美元,但2001年以来,捐款数额过亿者一直保持在两位数。 

美国大学是捐款的受益者之一。美国大学各项开支巨大,靠政府拨款和本校创收远远不能解决办学经费问题,因此需要基金会和校友的鼎立支持。例如,哈佛大学在2006财政年度获得捐赠资金292亿美元,在各大学中名列前茅,紧随其后的大学是耶鲁、斯坦福、得克萨斯和普林斯顿。大学获得的捐款越多,聘请的教师就越优秀,各项设备就越先进,发放的奖学金就越高,学校也越具竞争力。美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事业有成者慷慨解囊,资助母校。惠普公司创始人休利特和帕卡德曾向母校斯坦福大学捐助数千万美元。1991年斯坦福百年校庆时,来自校友的捐款多达126亿美元。

美国富翁和普通百姓争献爱心,白宫主人也不袖手旁观。例如,2005年,布什总统夫妇向教堂、红十字会和一些慈善基金会捐款近7.6万美元。副总统切尼夫妇宣布将自己在美国一家石油公司的股权收益永久性用于捐赠,并在2005年捐出了数百万美元。2006年3月,切尼夫妇向乔治•华盛顿医院捐赠270万美元,以感谢这家医院为切尼治疗心脏病的救命之恩。同年12月,老布什夫妇在北京向影星李亚鹏创办的医治唇裂儿童的“嫣然天使基金”捐款1万美元。

美国捐赠基金会2006年6月公布的研究报告显示,仅在2005年,美国就为慈善公益事业捐款2602.8亿美元,占美国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1%,人均捐款870美元,其中包括向印度洋海啸、“卡特里娜”飓风和南亚地震等灾害地区捐款73.7亿美元。在这一年的全部捐款中,个人捐款占76.5%,其中2/3是占美国人口20%的最富有人群捐赠的。

除了捐款,美国人还做义工。“义工”就是中国大陆所说的没有报酬的义务劳动和服务。做义工已成为美国男女老少生活的一部分,参加者既有居民、学生,也有职员和政府官员。譬如,美国教会常年免费为外来移民教授英语,授课人多为退休老人,也有利用工作之余前来做义工的在职人员。许多人以“志愿者”的身份,投入社区的文化教育、环境美化和救灾等项工作。在城市小学附近马路的人行横道上,常可看见身穿交通安全标志背心、举着一面印有“Stop”(停),另一面印有“Slow”(慢)字样的交通指示牌的成年人,在悉心保护小学生过马路。当地媒体报道说,美国有近一半的成年人抽出一定的业余时间为社会无偿服务。

美国人为何如此热心捐赠事业?当地人士认为,其要动力来自他们“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金钱观。这种金钱观的形成首先是由人的品格决定的,同时受到基督教教义核心“博爱”思想的影响。是美国特有的慈善文化造就了众多的慈善家和热心捐助者。

卡内基有一个独特理论:“富人的财产不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应该把到手的利润盈余看作是社会放在个人手里的信托基金,他们的义务是以自己认为最有效的方式去管理和使用这些资源,为公众谋求最大利益。”他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著名观点:“一个人到死的时候还是家财万贯,这是一种耻辱。”这句话还被人译成“人死富有,死而蒙羞。”。比尔•盖茨说:“我不会给我的继承人留下很多钱,因为我认为这对他们没有好处”。巴菲特说:“我们应该努力维护竞争的公平性,而世代相承的巨额财富将进一步加剧不公平竞争。”他说,他会给自己的孩子一些钱让他们有好的生活,但他希望能给孩子树立一个好的榜样――用赚到的钱帮助有需求的人。为了表达对不幸去世的同样热心慈善事业的夫人的怀念,巴菲特说:“夫人走了,我要更快地捐钱。”美国总统小布什上台后提出了在10年内取消遗产税的一揽子减税计划,没想到120名富翁上书国会,要求政府继续征收遗产税,以造福于穷人。

美国大富翁们的话不是什么冠冕堂皇的豪言壮语,而是他们身体力行的金钱价值观。《世界日报》评论说,“慷慨解囊是美国亿万富翁的一个不成文的传统,一个成功企业家必备的素质。”美国人崇尚个人奋斗的创业精神,遵从“再富不能富孩子”的教育原则,对一些国家存在的财富世袭传统不屑一顾。在他们看来,将亿万家产留给子女,让其坐享其成,不但不会给他们带来真正幸福,反而贻害无穷。 

从技术层面讲,美国完善的遗产税和慈善基金管理制度刺激了慈善事业的发展。一方面,美国遗产税、赠以税实行高额累进制,当遗产超过300万美元时,税率高达55%,也就是说,遗产的一半以上要用来缴税,而且必须先缴遗产税,才能继承财产。有些州不仅征收遗产税,还对遗产继承人再征一次税。另一方面,建立基金会和捐款可以减免自己的税款,这样不仅可得到捐赠的部分补偿,而且有助于树立公众形象。此外,美国富人的钱一般是通过正当手段挣得的,受法律保护。因此,富者敢露富,穷者不仇富。

反观中国的慈善事业,显然不能和美国同日而语。2006年11月出版的一期《了望》周刊报道说,“中国一些富人挥金如土,他们住几千万元的洋房,戴上百万元的手表,穿几十万元的服装,甚至包‘二奶’,捧明星,一掷千金地豪赌,却很少为慈善事业奉献。”中华慈善总会2005年11月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华慈善总会所获70%的捐赠来自国外和港台地区。内地富豪拥有社会财富的80%,但他们的捐赠不到15%,和美国富人66%的捐赠比率相比有天壤之别。这两个悬殊的数字向我们昭示的不是两国富人之间的财力高低,而是两国富人奉献精神的巨大反差。针对中国慈善事业的现状,时任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成思危撰文指出,“那种资本无道德、财富非伦理、为富可以不仁的经济理论和商业实践,不仅国际社会难以接受,中国社会也已经不能容忍。”

当然,中国富人对慈善公益事业不大热心,除成思危先生指出的内在因素外,还受一点“中国国情”的制约:一是不少人非合法致富,一旦露富,可能露出马脚,被推上审判台;二是怕树大招风,不但可能让小偷甚至绑匪“惦记”,还会不断有人找上门来要求赞助;三是中国没有像美国那样,建立鼓励有钱人主动捐款的税收制度。我想,不管有多少客观原因,最主要的恐怕还是因为中国富人对社会和穷人缺乏应有的责任感和同情心。


来源: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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